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来源 | 南风窗
ID | SouthReviews
已至年末，很多互联网从业人员却要丢掉工作回家过年。
12月中旬，某头部互联网公司内部邮件显示，整体撤销人才发展中心团队，现有成员优先内部转岗，若无合适岗位，给予补偿或离职。
12月下旬，有消息传出，一家大厂的生态事业群（MEG）迎来大规模调整，游戏部门300多人被裁，直播业务被裁员90%。如果在12月浏览程序员聚集的平台“脉脉”会发现，曾满足无数造富梦的互联网行业如今只给人焦灼感。曾在某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近三年的前端开发师康亮表示，焦虑就悬在每个人头上，“我不担心我被裁，现在怕部门被裁”。他在11月跳槽去了新的公司，负责新业务，“做不出成绩整个部门可能就没了”。2016年以前，懂计算机技能的人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，实现财富自由并非痴人说梦——单在2014年，中国诞生了两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超级巨头。但从2017开始，35岁危机、996福报等成了程序员逃不掉的命题，尽管同时，985、211名校的毕业生均扑通地进入这个高薪行业。2020年中国程序员年龄分布（图源：晚点Late Post）
康亮自认为摸索到的潜规则是：35岁前要升到P8，40岁要到P9（注:互联网公司的一种职级）。“现在招人，如果你干了七八年、30多岁了还只是写代码的执行层，人家不要。”他说。理由很简单，做程序员拼体力，是高度偏向年轻人的行业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对表示，程序员的行业特点在于“吃青春饭很严重”。“中国互联网产业链就像一个大熔炉，程序员就是一根根柴火，扔进去燃烧自己，燃烧完了后就化成炭灰、渣渣。”她说。互联网凛冬将至。来自年龄、市场、行业监管的压力开始挤压新一代的大厂程序员。他们依然拿着令人艳羡的工资，但大多数人的状态是僵持着，没有前进也没有退路。人事调整在每年年末都会发生，但2021年的规模尤甚：先是12月初，视频平台爱奇艺被爆“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”，一些部门裁员比例50%以上；短视频巨头快手也在12月被传裁员，有消息称快手将在年底取消部分业务线，剩余业务线全部搬至杭州，“离职和搬家二选一”。不过，接受采访的多位互联网大厂程序员皆表示，大厂内部没有公开讨论过裁员消息。“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说不定马上就到我了。”任职于国内某互联网头部大厂的程序员张希对记者表示。周围人已经形成共识——互联网寒冬来临。在头部大厂策略研发岗位的林玲也鲜有听到部门员工公开发表议论。只是偶尔，和几个要好同事私下聊起裁员时，她才发出感叹：“啊，原来我们公司还有这样的业务部门啊？”的确，互联网高歌猛进、多点开花的时代在2021年画下顿号，头部公司的业务调整便是一大信号。据《晚点Late Post》报道，快手决定将原有的三个海外App合并成为一个。而字节跳动也明确提出“去肥增瘦”，精简冗余的人力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硕士学历的林玲有了更悲观的判断：程序员的35岁危机已经提早。虽然才入行一年半，她已经做好下一步的打算——日常刷题，29岁前考去外企。原因是“不希望（在大厂）把自己完全消耗干”。她说不清楚是由于公司战略的调整，还是最近几个月新换领导的原因，部门无论“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”，制订的年度目标都很激进。年度目标决定每个季度的目标和任务，“为了达成这个指标，需要做很多的工作，”林玲解释，“比如说60%是一个合理值，但大家现在会定到80%。”业务量不多的时候，工作从早上10点开始，12点午休2个小时，工作到晚上9点，接着打车回家修整下，再工作1个小时。但很多日子，上述规律一次次被打破——午休她会节省出至少半个小时工作，周五晚上也不再有迎接周末的雀跃心情。做不完的工作带来的直接结果，便是林玲失去支配时间的自由。入职前，她给自己规划：“虽然要加班到9点，但是我要从8点起的最后一小时，进行知识补充”。后来才发现“根本做不到，从早忙到晚。”
类似的感觉，有六年半工作经验的程序员刘嘉深有体会。工作三年多后，她跳槽至南京一家公司，薪水比上一家大幅上涨，但考核上的压力最终将她压垮——“部门领导尤其强调OKR。”所谓的OKR，缘起于英特尔，发扬于谷歌，如今被中国互联网大厂广泛应用，公司、部门、组和个人都要制定相应OKR。具体到个体而言，刘嘉解释，“我们先在年初提出对自己绩效的要求，到年底复盘时，再来看提的这些目标是否实现。”与此同时，个体的OKR还要根据上级领导的OKR来订，“你要帮领导分担（任务）。”让她感到痛苦的是，上级领导在OKR列出关键的一项，即程序员要对技术有研究成果。“我们要反复想，之前的代码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。比如研究虚拟滚动，渲染表格过去要花500毫秒，现在节省了多少毫秒。”只要有类似的小进展，“写一篇文章出来，把成果推广到整个组。”但对刘嘉般程序员而言，研发工作已经超负荷，还要加上技术成果的考核，结果便是，五天的研发工作要在四天内抓紧做完，做不完周末继续加班。这些都与年底绩效考核和评级挂钩，程序员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做。刘嘉最终在有可能升为P7的2020年，选择离职。如同孙萍在一篇研究程序员的论文总结，高度流动性是中国程序员的一大特点，“大部分IT程序员认为，要达成个人目标，经历不确定性是一种必然选择。”康亮从入职大厂的很早开始，他便不再希冀在公司内部实现升职。他最终在2021年走了一条更大胆的路，花了7个月时间准备某公司的面试，通过跳槽升职加薪。“互联网有个行业规律：3年一个坎、5年一个坎，（薪水）有一个飞跃。”但随着大厂近年人才内卷，康亮和大多数员工一样逐渐在内部“躺平”，不在意绩效考核。而让轻易跳槽得以实现的前提是，程序员的工作，技术门槛不高。这一点，受访的五位程序员一致赞同——他们都说自己在做的东西，没有独特性，也没太多意义。会的技术甚至赶不上知识迭代。她将自己比作小小螺丝钉，互联网巨头们将每颗螺丝的工作切割得很细，她只会做最垂直的业务。“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厂人多数在大厂间横跳，”林玲说，一方面，大厂象征着某种荣耀，另一原因则是：“大厂人对技术有深度，但没有广度，其他公司可能需要熟悉更广技术的程序员”。而从康亮角度而言，程序员类似螺丝钉的命运或许从最早的面试便开始了。要想入职大厂，求职者最基本的准备便是在面试前刷题——解题能力越强，被选中的机率越高。他发现，随着近年应聘人数增长，应届生要被选上，需要刷的题也越来越多。“至少得刷四五百道，时间基本在4个月”，尽管题库和实际工作内容关联并不大。刷题虽然无用，但足以证明自己。“首先传递了你是个有毅力、自律的人，能卷的人”。进入公司以后，考核制度迫使很多员工学会包装自己。“现在流行写PPT写出花来——就是汇报工作。”康亮解释，负责绩效考核的是大领导，可供查看的东西越好看，如PPT、文档、Bug量、数据，越能证明个人能力强。这一说法得到林玲的认证，“就算是做程序员，也需要对业务和技术以及最后呈现的效果进行一系列的包装，很互联网。”学会了这些技巧以后，大部分的考核她都能通过。学者孙萍分析，普遍存在程序员身上的“螺丝钉”感，是因为这群人无时不刻被塑造的认知焦虑。“以大厂为核心的互联网行业，其实是在塑造一代更比一代强，前浪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感觉。这不是一个基于技术的、通过创新的经验一层层走上来的机制，而是快速更新迭代，榨取碗里的劳动力走人的机制。”
“这不是厚积薄发的文化，而是一堆柴火的文化。”她总结。有意思的是，继程序员以后，孙萍后来研究了外卖员。她发现，两个群体虽然社会地位不同，但竟有很多相似之处：二者都是“拿命换钱”——程序员靠长时间工作获得高薪，而她调研的北京外卖员有三分之二身上都有负债，需要出卖劳动力还钱。更重要的是，孙萍认为，两者都赶上了互联网红利，让各类背景的人得以依靠努力改变命运。这也是入行的“前浪”反复抱怨职业，但投身做程序员的人还在增长的原因。30岁还在从事程序员的刘嘉一直对记者表达：自己对打代码没有多大兴趣。但那是当时她能掌控命运的最优解。2015年，她从南京某双非一本学校毕业，专业是计算机大类。但在2011年她大学入学时，计算机还属于低分专业，“人都招不满，只能向文科生也开放”。高考分数上不了第一志愿会计学，刘嘉最后被调剂到了计算机。大学四年，她“稀里糊涂”地将计算机技巧学了个遍——班上将近一半的文科生也让老师主动放低了教学要求。她总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程序员，“家里条件不太好，买的电脑很卡，遇到写代码的作业总觉得很难”。但在大四毕业那一年，她还是成了班上少数的程序员。理由是找不到别的好工作，只有一个 Java开发岗向她抛出橄榄枝。看到转正后月薪有五六千元，刘嘉去了。要想获得这份月薪尚可的工作，要先度过三个月实习期。真正开始工作她才知道，实践层面和教科书上写的完全不一样，“出现一个问题，它可能有好几种表现形式”。作为新人小白，她经常被一个小小的问题卡住，自学熬夜弄到凌晨，“实在没办法了，第二天就只能问人”。实习表现并不好，刘嘉的实习期由三个月延长成六个月。她在第四个月时找到了一家南京通讯龙头公司，离开了北京。有了第一份实习的经验，她掌握了向人请教的技巧，也摸索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：巧用搜索软件；英语要好，学会看相关技术文章的英文原版。终于，在第二家公司，她站稳了脚跟，逐渐独当一面地解决问题。“程序员的门槛其实不在技术，而是对人心性的考验上——有没有毅力，然后你到底缺不缺钱，是不是真的想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。当这些决心下得足够大，就能做出来（项目），就能在这行坚持下去。”
康亮也有着类似的经历。他最早是从事房地产业，2018年，察觉到行业逐渐在走下坡路，他花了近2万元报了编程培训班，突击学习代码五个月，最后顺利进入字节跳动。成为一名程序员对他们而言，都是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最优选项。但进去大厂工作几年以后，身体变虚、焦虑、生活失衡，又不约而同地反噬着这一群体。于是，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。其中，最受欢迎的两个选项便是考公务员、去外企。前者生活稳定，后者能不加班地干一辈子。离职后，刘嘉去了南京的一家央企，工资涨了一点，公积金额度足够覆盖房贷。但她还在焦虑——研发部门鲜有35岁以上的人，“总忍不住想，我到了那个年龄，应该怎么办？”她因此随时为失业做好准备，一是坚持学英语，便于出国去外企；二是坚持攒钱，梦想是“攒到40多岁就退休”。她说，因为太多不确定性，程序员很多都“抠”——“女生连化妆品都很少买，攒钱买房子就可以了”。在大厂工作不到五年的张希坦言，他产生过很多次想在鹤岗买房的想法，“虽然不太可能”。他后来又强调，鹤岗只是一个代称，意思是“在房价没上天的城市，过悠闲的生活”。他很想休个长假，不是那种单纯的休息，“我需要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。”他推荐记者去GitHub看一个叫955.wlb的项目，work-life balance（工作与生活平衡），“这是一个比财务自由相对可得的期望”。她也有预期：随着互联网大厂发展速度放缓，无法承担过高人力成本，程序员的未来趋势将是“逐渐降低工资，减少工作时长”。（文中康亮、林玲、刘嘉、张希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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